二十世纪末简牍的重大发现及其价值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甲骨文与楼兰、敦煌等简牍和卷子的发现，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时期，被王国维称为“发现时代”。与世纪初的大发现相呼应，世纪末近20年来简牍的重大发现更是层出不穷。这些简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学术价值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择其要者评述如下。

人们都知道历史上有“汉承秦制”的传统说法，但汉制是否直接继承秦制，汉初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如何，文献记载却十分缺乏。1984年、1988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文献记载，反映刘邦起兵后是按楚制来建制的，江陵汉简《奏谳书》案例十六记有四人因守荥阳而得的爵位“皆故楚爵，属汉比士，非诸侯子”，这就证明了刘邦先行楚制、后向秦制转化的过程。关于汉初律令，过去人们只知道是萧何依照秦律草创的，这次出土的《二年律令》、《律令二十□种》、《津关令》、《奏谳书》等，不仅反映了汉律对秦律的继承性，而且还反映了汉律在萧何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变化过程，这对于研究汉律的渊源、形成及其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功劳制度是汉代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由于文献不足，人言言殊。此次出土的《功令》内容为西汉初期戍边杀敌立功的具体记功方式和详细规定，以及官序的递补序列，对于澄清功劳制上的疑惑将会产生重要作用。上述律令还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层面，特别是中下层社会、人物的各种状况，是研究西汉初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在学术史和科技史上，江陵简也具有特殊地位，如《盖庐》是一篇兵家著作；《脉书》和《引书》是与马王堆帛书医书相媲美的古医书；《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一部数学专著，而后者原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著作。

70年代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的出土曾在学界掀起热潮，但睡虎地简是秦统一前的材料。1989年秋冬在湖北云梦龙岗又发现了一批秦代的法律文书，竹简上“皇帝”、“黔首”、“驰道”等文字及“罪”字的字形，表明它们是秦统一后的材料。龙岗秦简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禁苑”，即皇帝苑囿和行宫管理的律文，秦始皇曾于三十七年“行至云梦”，云梦禁苑当因此而设立。龙岗秦简与睡虎地秦简的比较研究，可明显看出秦律在统一前后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90年代初在古代中西交通大道上发掘的敦煌悬泉遗址，是汉代规模较大的驿站遗址，这里出土的大量的简牍和实物，为研究汉代西北邮驿制度与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各种簿籍记录了邮驿迎来送往以及支付食品、车马、草料的数额和价值的情况；刑徒和官奴婢名籍，为研究汉代刑徒及奴婢的使用与管理提供了丰富资料；地方邮亭由具有军人身份的戍卒管理，对探讨地方政府与边郡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编户齐民与军人身份的相互转化等问题，提出了新课题；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敦煌至酒泉的里程、驿置、路线等交通状况，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新材料。悬泉遗址本身还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蓝本，遗址布局规整，设计合理、精妙。三个封闭式的小院各有回廊、前堂、后堂、洗手间和厕所。遗址上出土的铜、漆、印章、封泥、纸、刀、猎具、玩具、皮毛、木盆、笔等等及各类粮食，形象地展现了邮驿大道上的活动概貌。遗址墙壁上的墨书题记，内容涉及诏书、医方等，均是难得的汉代书法珍品。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郭店楚简也是学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其内容包括《老子》甲、乙、丙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儒家和道家典籍。从儒家经典来看，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学术断裂，引发出汉以降的今古文之争及疑古思潮。郭店楚简系秦火之前的材料，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学术史上的许多迷雾。例如，有学者指出，《六德》里提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与《庄子·天运篇》的记载次序完全相同，证实了秦火之前确有五经（或六经）之说；又这批竹简中有不少篇与《礼记》若干篇章有关，也说明《礼记》一书自有渊源，并非如人猜测的那样是汉代人的辑录；此外，郭店楚简还为我们研究从孔子到孟子这100多年间儒家学术的演变作了重要补充，先秦儒学的传承也因此可以连接起来；大量儒家典籍在楚地的出土，证明楚文化并非完全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郭店楚简《老子》本的发现，还大大丰富了人们对道家思想的认识，至少将《老子》的学术传承提前到了战国中期；并且提供了可与帛书本、王弼本互校的一个新版本。

同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发掘出土的尹湾简牍，是汉代地方行政文书的一次重大发现，其墓主师饶是西汉晚期的东海郡功曹史。墓中出土的简牍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神龟占、六甲占雨》、《神乌傅》及历谱等。作为汉代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这是以往所未见到的，其价值是正史的疏阔记载所无法比拟的。初步考察，它可能是东海郡向中央每年呈送的上计文书副本，从而为研究汉代的计簿提供了实证。文书反映了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关于亭的设置，文书证明文献记载的“十里一亭”（指行政组织的里）及“十亭一乡”的说法是错误的；《长吏名籍》中关于由中央任命的长吏的动态管理记录，为了解长吏设置、籍贯、升迁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弥补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百官志》之不足；《吏员簿》反映了西汉晚期太守府、都尉府吏员逐步扩大的冗员情况以及县乡、侯国吏员的设置状况。它们不仅丰富了人们对西汉行政制度的认识，而且还发现了一些以往没有见到过的职官。例如《属吏设置簿》关于“赢员”的记载，说明汉代在属吏设置上已有编制的规定，超编部分即为“赢员”；《兵车器集簿》的发现为武库的设置及武库的内涵提供了详细的研究资料。此外，亡佚两千多年并具有民间文学性质的《神乌傅》的发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而《神龟占》等术数资料的出土，对解决既往术数研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极有参考价值。

简牍的发现及其在史学研究上的运用主要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但是，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无疑改变了这一传统看法。这次出土的吴简总数达10万枚以上，超过了本世纪所发现简牍的总和，简牍有明确的“嘉禾”纪年，系孙权时代的遗物，“嘉禾”是孙吴国势最强盛的时期。人们知道，关于三国时期的史料仅以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为主，《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志表，文字简约；后虽有裴松之作注及清人的辑佚，但研究起来总使学者痛感文献不足征，而这10万枚简牍对三国史的资料起到了补充的作用。走马楼简的主要内容包括：卷书类，如佃田租税卷书、官府之间调拨卷书及官吏俸禄卷书；官府文书类，如官府之间的文书往来，司法审理、复核等；户籍类，主要记载经官吏调查核实后的编户家庭成员情况，如从事的工作、姓名、年龄、身体状况等；名刺类，名刺是古代人们社会交往时使用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介绍自己问候对方，上有问安、谒见、赠物、荐举等内容；账簿类，记录了钱、布、米、租税、俸禄等出入状况。上述材料对于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职官设置、文书制度、社会生活、历史地理以及简策形式的演变乃至书法文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